【劉克敵】陳找九宮格會議寅恪與門生的學術來往|包養

陳寅恪與門生的學術來往

作者:劉克敵

來源:《中華讀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 包養 歲次庚子七月初八日辛丑

          包養站長 耶穌202 包養網心得 0年8月26日

 

清華國學院成立之初“四年夜導師”中以梁啟超和王國維門下門生最多,緣由在于無論政治上還是學術方面梁啟超都當之無愧四人中的“老邁”,而王國維則是四人中學術成績最高、治學也最精者。趙元任因所長在語言研討,不單對外語請求較高,並且請求能夠運用東方現代語言學方式進行方言研討,故那些努力于傳統國學研討的學生對他興趣不年夜。但他畢竟是哈佛博士且有american年夜學任教經歷,還是有必定的吸引力。而陳寅恪雖然和趙元任年齡相仿且同樣多年留學海內卻沒有獲得任何學位,並且他到校最晚,到清華時尚未發表真正的學術論文,名氣天然不如梁王二人甚至也不如趙元任。更為關鍵的是他指導學生所開列題目過于專門,什么“摩尼教經典與回紇文譯本研討”“蒙古、滿洲之書籍及碑志與歷史有關系者之研討”等都長短常冷清的研討領域, 包養感情 讓不少學生看而卻步。不過陳寅恪到校后很快發表一些論文并在授課時顯示出其淵博學識,甚至吸引不少傳授往旁聽,聲看天然進步。此外王國維和梁啟超的先后往世致使陳寅恪成為獨一的“國學”傳授,拜進其門下門生天然增添。

 

對于陳寅恪和門生的關系,此前研討年夜都集中在陳寅恪若何指導學生以及學生后來能否變節老師方面, 包養站長 具體人物則以對蔣天樞、劉節、汪篯、金應熙、周一良等人研討較多。故此處僅論述較少被關注的朱延豐、姚薇元兩位,他們進清華后即拜進陳寅恪門下,和陳寅恪關系一向較為親密。

 

起首朱延豐和陳寅恪的關系因其留學風波事而比較特別。1933年底清華歷史系討論選派優秀畢業生留學人選,合適條件且成績優秀者為朱延豐和邵循正, 甜心網 但歷史系在出國名額還有剩余情況下卻只同意邵循正,朱延豐天然不滿。他認為歷史系主任蔣廷黻處理此事不公,遂向校方申訴,認為根據學校規定本身應該被推薦。 包養網心得 但校方認為他誤解了章程規定,1933年12月16日清華年夜學評議會經過討論認為:“畢業天生績均在上等以上者推薦于評議會一條,其在手續上應經系主任之審核,非成績在上等以上者均必推薦。”這一結論意味著蔣廷黻不推薦朱延豐而只推薦邵循正完整合適規定,對此朱延豐并不認同,同時其他學生也全體聯名上書梅貽琦梅校長盼望學校從頭考慮,但評議會堅持本來見解。于是朱延豐給教導部遞交訴愿書,認為蔣廷黻是因為“個人情感的緣由”打壓本身,而校長和評議會又“相互勾結維護”。教導部對此事給予必定關注但并未直接干預,只是把朱延豐的訴愿書發還學校并請校方說明情況。此外朱延豐還乞助于有名律師張伯烈,準備將這件事訴諸公堂,至此朱延豐留學事就從校內風波變成社會事務惹起廣泛關注,甚至《申報》也給予詳盡報道。就在風波越來越年夜之時, 包養網評價 朱延豐的導師陳寅恪終于表態,對于能否推薦朱延豐當然是他最有發言權。1934年1月8日陳寅恪給梅貽琦寫信說:

 

月涵吾兄執事:朱君不派出洋事,當日傳授會議時弟起首發表宜只派邵君一人。廷黻師長教師時為主席,詢問大師意見,蓋無主張,迨弟發表意見后,全體贊同,無一異議。弟之主張絕不顧及其他關系。茍朱君可以使弟發出洋需要之信心者,必已堅持力爭無疑也。……總之,此次史學系議決只派邵君而不派朱君一事,弟負最年夜最多之責任。其中情況經過這般,恐外間不明本相, 包養條件 特函陳述。

 

陳寅恪此信起首證實選派邵循正而非朱延豐是歷史系全體傳授的意見,并非蔣廷黻個人專斷。其次說明提出只派邵而不派朱的人不是蔣廷黻而是導師陳寅恪,其標準是他們的學術才能,沒有其他原因。陳寅恪表態后朱延豐表現尊敬導師意見,風波得以停息。 包養軟體 不過這此中當有待發之覆,因為朱延豐為清華升格為年夜學后第一屆畢業生,又曾擔任歷史系助教一年,后經陳寅恪嚴格考核才錄取為研討生,顯然陳寅恪對朱延豐的學術程度比較滿意。據朱自清日記,朱延豐畢業考試成績很好,雖然陳寅恪出的題目不不難,但他的答覆很傑出:

 

1933年3月23日:下戰書考朱延豐君,答甚佳, 包養網dcard 大略能持論,分析事理頗佳。陳師長教師謂其高深處尚少,然亦難能可貴。陳師長教師問題極佳,錄數則:

 

一、新舊唐書記載籍貫以《新唐書》為可托, 包養網推薦 因《舊唐書》據碑志多記郡看也。 甜心網包養金額

 

二、唐代人吃飯,分食,多用匙;廣東用手,中土和尚游印度者,恒以此比擬。又從高麗情況及詩中見之。

 

三、玄奘在印,印人稱為摩訶衍提婆或摩荼提婆,譯之年夜乘天、解脫天也。天為印人稱中土和尚通名。

 

四、官職趨勢, 包養條件 京官由小而年夜(如侍中)外官由年夜而小。 包養俱樂部

 

當時的畢業考試邵循正和朱延豐是以口試方法分開單獨進行,時間為3月16日和3月23日。據卞僧慧之《陳寅恪師長教師年譜長編》記載,考試結束后陳寅恪問朱延豐感覺怎樣,朱延豐說覺得還不錯,陳寅恪笑著說生怕也紛歧定,本來還有一道題目,因為覺得能夠太難而未出。 包養網dcard 但就上述題目而言,朱延豐確實答覆很傑出。

 

並且陳寅恪一貫對學生極為關心愛護,又怎么會在留學這種年夜事上主動提出不推薦本身的學生?對此有研討者指出,圍繞能否選拔朱延豐出國一事其實流露出清華歷史系兩位“年夜咖”即陳寅恪和蔣廷黻在辦學理念和治學標的目的上的不合,蔣廷黻認為要引進年輕學者,同時運用新的研討方式進進新的研討領域如中國近代史和東南亞歷史等,這大要寓有對陳寅恪、楊樹達等一批老學者的不滿。此外需求說明的是陳寅恪對邵循正也極為重視,后者不僅學習同樣傑出並且后來還直接參與陳寅恪的研討任務——1943年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略稿》之所以能夠出書和邵循正有直接關系,正如該書出書后陳寅恪對蔣天樞所說:“此書之出書系經邵循正用不完全之草稿拼湊成書,交商務出書。原在噴鼻港手寫清稿則寄滬遺掉矣。”

 

總之,無論之前朱延豐若何堅持維護本身的符合法規權益,在陳寅恪出頭具名后他還是默認了暫時不克不及留學的結果,這既說明陳寅恪的學術權威也說明朱延豐對導師極度尊敬。之后朱延豐并未是以事氣餒,很快就實現了出國愿看——半年后他順利考取庚款赴英留學生,進牛津年夜學研討近代史,1937年獲碩士學位后再進法國巴黎年夜學研討歐洲史,學成回國后先后在東北年夜學、中心年夜學等任教。1942年,正在東北年夜學任教的朱延豐把專著《突厥通考》寄給陳寅恪請他作序。同年三月陳寅恪在所寫序中特地回顧了有關該書的一段舊事:“朱君延豐前肄業清華年夜學研討院時,成一論文,題曰突厥通考。寅恪語朱君曰,此文資料疑問尚未備,論斷或猶可商,請俟十年增改之后,出以與世相見,則如率精銳之卒,摧陷敵陣,可無敵于華夏矣。蓋當日欲痛矯時俗輕易刊書之弊,雖或過慎,亦有所不顧也。”顯然陳寅恪有感于當時一些學者治學中的急躁,才囑咐朱延豐把文章修正十年后再發表。朱延豐按照老師的話對文稿一向進行修正增補,直到十年后才寄給陳寅恪請他作序。彼時陳寅恪剛從噴鼻港回到桂林,能夠也沒有想到朱延豐真把當年的論文修正整整十年才決定出書,僅這一點而言朱延豐沒有辜負陳寅恪的厚看。這大要就是陳寅恪悵然為其寫序的緣由——在動蕩年月,朱延豐這樣嚴謹認真做學問的態度確實值得贊許,故陳寅恪對此書的評價很高:“東南史地以較為樸實之故,雖不及今文經學漸染廣,惟默察當今年夜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路線,傾其全力,經營東南,則可以無疑。考自古世局之轉移,往往起于後人一時學術趨向之細微,迨至后來,遂若驚雷破柱,怒濤震海之不成御遏。朱君是書乃此日世局潮水中應有之作。從事補正,既歷十年之久,宜其不成更遲發行,以與世相見。”雖然陳寅恪并未對該書內容作具體評價(緣由他本身說是學術研討重心已經轉移,故對不太熟習的領域他就不進行評論,這當然是陳寅恪的謙辭,卻展現出一位年夜師的嚴謹治學態度),不過陳寅恪還是用一個“古典”表現對朱延豐此書的贊許,此中還帶有對門生成績的羨慕:“轉思處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謂馮軾而觀士戲者”。——這里的典故出自《左傳》,成得臣字子玉,為楚國令尹。“馮軾而觀士戲”是城濮之戰時成得臣向晉文公邀戰所言:“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觀看焉。”年夜意是說:“我請求與國君您的將士進行一次角力游戲,國君您可以在車上倚靠著車前橫木觀看,得臣我也和您一路觀看。”陳寅恪援用這一典故的意思是說本身現在專注于研討華夏歷史,對邊疆平易近族歷史已經不敢涉足,朱延豐這部是研討突厥歷史的著作,當然就未便妄語得掉。這就好像晉文公只是置身于戰場之外觀看,并不親自上戰場搏殺一樣。

 

這篇序文還顯示出陳寅恪對彼時學術流變和社會發展趨勢的敏銳感覺和“預流”才能。在陳寅恪看來,東南邊疆在中華平易近族的發展進程中占有主要位置,東南少數平易近族文明一向是中國文明的主要部門,中國文明假如要再現輝煌,就必定要留意研討“塞外殊族”的歷史、地輿和文明。最后陳寅恪在此序中再次顯示出對龔自珍的偏愛,特地在結尾援用龔氏的“但開風氣不為師”之句,在表達謙虛的同時也在贊揚朱延豐的研討有引領潮水之功,足見他們的師生情誼并未因時間流逝而淡化。

 

傅斯年曾經對陳寅恪的一篇論文年夜為贊賞,并在講課時全文引證說明若何應用史料考證解決歷史疑難問題。他說:“我的伴侶陳寅恪師長教師,在漢學上的素養不下錢曉徵,更能通習東方古今語言若干種,尤精梵躲經典。近著《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月考》一文,以長慶唐蕃會盟碑為依據,‘千年舊史之誤書,異國譯音之訛讀,皆賴以訂’。此種異國古文之史料至未幾,而能應用此項史料者更屬至多,茍其有之,誠學術中之快事也。”這里說起的長慶唐蕃會盟碑是極為珍貴的現存實物史料。公元821年(唐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彝泰七年)唐朝和吐蕃雙方派使節商談結盟事宜,先在長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邏些(拉薩)重盟。公元823年盟文用漢躲兩種文字刻石立碑,樹于拉薩年夜昭寺門前,即著名的唐蕃會盟碑或長慶會盟碑,因碑文以甥舅關系相稱,故又稱甥舅和盟碑。陳寅恪這篇論文發表于1930年5月的《中心研討院歷史語言研討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刊,此文綜合躲文、蒙文、滿文、拉丁文等資料,并應用《長慶唐蕃會盟碑》這一珍貴文物考證《蒙古源流》中“達爾瑪持松壘”即朗達爾瑪與可黎可足(即敦煌寫本中的乞里提足,亦即《新唐書·吐蕃傳》之彝泰贊普)的合稱,堪稱發千載之覆。后來法國漢學家戴密微在《吐蕃僧諍記》中考證《唐蕃會盟碑》與吐蕃贊普名號時即大批征引陳寅恪的研討結果,認同陳寅恪將乞里提足比定為彝泰贊普的觀點。

 

四年后也即1934年, 包養 陳寅恪的門生姚薇元在《燕京學報》第15期發表《唐蕃會盟碑跋》,對碑文內容進行了縝密的考證,此中特地說起考證闕文時所用資料有一部門來自陳寅恪:“據陳寅恪師躲《繆藝風堂》拓本影片,及內藤《研幾小錄》中所附寶作左盦躲拓本攝影。”在姚氏此文另一處闡述吐蕃贊普名號時再次援用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月考》中的考證:“khri-gtsug-Lde-btsan贊普名號見碑陰,即敦煌中文《八波羅夷經寫本》之乞里提足贊,《蒙古源流》卷二之持松壘,《新唐書》卷二百十六《吐蕃傳》之可黎可足也(據陳寅恪師長教師所著《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月考》,載中心研討院歷史語言研討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縱觀姚氏此文,可以視為他對陳寅恪此前有關研討的回應,并以詳實的考證再次驗證了陳寅恪觀點的正確,師生二人的此次學術互動可謂出色。

 

姚薇元和陳寅恪的學術互動或許說學術觀點上的呼應當然不是僅僅這一次。1931年,陳寅恪在《國立清華年夜學二十周年紀念刊》上發表《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一文,雖然不長,內容卻極為主要。按說紀念本身任職學校成立二十周年應該寫一點喜慶之語或給予鼓勵贊美之類,但陳寅恪卻反其道而行之,對彼時中國學術發展狀況給予幾乎周全否認的“苛評”,這否認天然也包含清華在內。他為安在紀念清華成立二十周年之際對中國學術整體發展狀況做出嚴厲的否認性評價呢?對此筆者曾撰寫有《陳寅恪“苛評”中國學術》一文給予闡釋,此處不贅。不過,姚薇元數年后所寫一篇文章仍然對彼時中國學術的發展狀況不滿,也是給予幾乎周全否認的評價,與其師如出一轍,這就是他1935年發表在《獨立評論》上的《年夜學研討院與學術獨立》一文。且看其所言:“我們中國興辦高級教導已有三十余年的歷史,較之japan(日本)的教導維新,相距并不很遠;但我們試看現在japan(日本)的學術方面在國際上已達到同等的位置,醫學農學方面,japan(日本)尤有很年夜的貢獻。而我們的學術界和japan(日本)比擬便難免相形見絀了,在國際上,更無位置可言。”至于落后緣由,姚薇元和陳寅恪一樣歸因于缺乏“學術獨立”:“試問何故相差到這步地步?關鍵畢竟在哪里?簡單地說,即是教導政策的分歧:japan(日本)的高級教導,肇端即以謀本國學術獨立為目標。任師長教師所提議的辦法,japan(日本)在明治時代就已實行了,而我們的高級教導,雖也標榜著‘學術獨立’,但那只是一個幌子罷了,實際上全國一切年夜學直到現在還滿是“留洋預備學校”,甚至比來創設的年夜學研討院也包含在內,進研討院也不過應用環境作投考留學的準備罷了,頗有住研討院數年,每年投考留學而始終沒動手寫論文的。照這樣情況下往,再辦十年二十年年夜學研討院,也是徒勞無功的。在留學政策之下,年夜學研討院是辦欠好的,學術獨立是永無盼望的!”姚薇元此言不僅和陳寅恪數年前所言幾乎雷同,更讓我們想到陳寅恪另一句抨擊中國留學政策的話,那就是他認為彼時最誤國政策有兩條,一個是袁世凱的小站練兵,一個是派留學生出國學習。袁世凱藉小站練兵把握了軍權,遂有其竊國篡位之舉,這好懂得。至于留學生出國學習國外先進文明和科學技術,為何被陳寅恪斥為誤國?也許姚薇元此文的話可以佐證。

 

看來陳寅恪所說的“吾國年夜學之職責,在求本國學術之獨立”這一點也是姚薇元所要強調的,師生二人文章雖相隔數年,卻不約而同對彼時中國學術發展狀況表現不滿,所給出的結論也完整分歧,足見姚薇元對老師的學術思惟和學術立場不僅熟習並且贊同。姚薇元1926年高中未畢業即考進清華年夜學,不過一開始學的是物理,后才轉攻歷史。他1931年考進清華國學研討院,在陳寅恪指導下開始研討魏晉南北朝隋唐史。1933年他在《清華學報》上發表《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北人姓名考證》,1936年畢業時《北朝胡姓考》就是畢業論文,后經修訂終于成為中國第一部研討胡姓的專著。在該書序文中,姚薇元明確說明該書的撰寫是遭到陳寅恪的影響:“不學如余,本不敢以蚊負山,率爾操觚。曩年負笈京都,從義寧陳寅恪師長教師治南北朝史,嘗試作《〈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北人姓名考證》一文;雖所獲甚微,而對此問題,漸生愛好;乃不自揆度,欲進而根究一切胡人之姓氏。”在中國現代史研討中,漢族和周邊少數平易近族的來往史一向是學術界極為關注的領域,對此從漢族和少數平易近族在翻譯對方人名、地名等術語過程中呈現之復雜情況的剖析中,可以發現各自社會、政治位置之起落演變以及彼時平易近族文明交通的實際狀況,對于研討漢族和少數平易近族的文明交通關系具有主要價值。為此早在1929年陳寅恪就撰寫了《元代漢人譯名考》等文章,試圖從蒙前人對漢人稱謂的視角闡釋漢族和少數平易近族的文明交通以及在遭到政治影響特別是統治階級政策制約后漢族之社會位置的演變過程。此文充足體現了陳寅恪治學中敏銳的問題意識和氣于從常見資料中發現論述衝破口的才能。他留意到元末明初陶宗儀(九成)所撰《南村輟耕錄》在說起元代社會各階級時收錄了蒙古72種,色目31種以及漢人八種。元代社會從整體言分為蒙古、色目和漢人三個層次,每個層次其實又包含分歧的群體和平易近族,此中漢人位置最低。值得留意的是在陶氏所收錄的漢人分為八種:契丹、高麗、女直(即女真)、竹因歹、術里闊歹、竹溫、竹赤歹和渤海,其實都是當時南方的一些少數平易近族而非真正的漢族。事實上當時的漢人本來在金統治下的稱為漢人,在宋統治下的稱為南人,據此所謂漢人八種實際上可以稱為十種。陳寅恪的疑問是,陶宗儀在撰寫其書時為何會遺漏真正的漢人,何況他本身是浙江臺州人也就是南人,按理在分類時不會忘記包含本身在內的漢人吧?此中“必有待發之覆”。陳寅恪根據史料指出,在元初所謂漢人被蒙前人稱為札忽歹(Dja⁃vkout),金人被稱為囊家歹(Nan⁃gias)。此外蒙前人還稱金人為“阿勒譚(即蒙文“金”字的意譯)”、“主兒扯惕(即“女真”的音譯)”或“乞塔惕(即彼時漢人的統稱)”。至于囊家歹(Nangias)的“囊家”,陳寅恪批準伯希和的見解,認為就是漢語“南家”的音譯,彼時金人稱宋人為南家,蒙前人也因襲此說法,后成為中國的通稱。總之,經過考證陳寅恪的結論是不論上述各名稱的原義若何蒙古都是用來指稱金人,卻沒有其他稱呼來指稱金統治下的漢族。在列舉氏族分類時雖然總目有漢人,但因為找不到合適的稱呼則在子面前目今不列漢人,說明當時蒙前人的語言程度較低或對此不夠重視,作為游牧平易近族這本來也缺乏為奇。至于陶宗儀在撰寫《南村輟耕錄》時漏列漢人一事,陳寅恪推測能夠是陶宗儀不過是抄襲了蒙古古籍的原文而沒有進行修正之故。此處陳寅恪的論述很是出色,不贅。不過由此陳寅恪得出的結論對于后世從事語言學和平易近族關系研討者很有指導意義:“蓋一時代之名詞,有一時代之界說。其涵義之廣狹,隨政治社會之變遷而分歧,往往宏大之糾紛偽謬,即因茲細故而起,此尤為治史學者所宜審慎也。”

 

此后陳寅恪接連撰寫了“蒙古源流研討”的系列論文,綜合運用語言學和其他學科理論對這一國際漢學研討的熱點問題進行了深刻探討,獲得令人矚目標成績。作為陳寅恪的門生姚薇元理應熟習這些論文,這對于他從事考證胡姓顯然具有示范感化和鼓勵感化。對于姚薇元能夠在少數平易近族姓氏方面進行研討,陳寅恪當然給予鼓勵,故他在《姚薇元北朝胡姓序》的第一段即高度評價姚薇元的學術結果:“寅恪以為姚君之學,固已與時俱進,然其當日所言,迄今猶有別人未能言者。”然后陳寅恪借題發揮指出不僅胡姓要考證,胡名也要考證;不僅要考證胡人和漢人的來往,也要考證其他少數平易近族如滿族和漢族的來往過程中,其人名、地名等的演變過程。陳寅恪指出,普通而言少數平易近族在本族的姓名稱謂凡是較為粗鄙,或許說比較生涯化和外鄉化,而其漢語的姓名則較為高雅。例如北朝的宇文泰,其“泰”即為胡語“獺”的對音,也即“黑獺”的雅譯漢名,“黑獺”則是其胡名。此外陳寅恪還提出一個在清史研討中的疑難問題,即雍正即位后在處理與兄弟關系時為其更改帶有欺侮性姓名的工作。雍正的八弟胤禩是其兄弟中最有才幹的一位,是以雍正繼位后必定視胤禩為最年夜威脅,終于硬找一個來由削其王爵,并改其名為“阿其那”,把另一兄弟胤禟更名為“塞思黑”。“阿其那”“塞思黑”兩個詞過往多認為是“豬”“狗”之意,但陳寅恪認為不確,因為借使倘使這般,雍正等于罵本身也為豬狗了。陳寅恪指出:“胤禩、胤禟之更名阿其那、塞思黑,世俗以為滿洲語‘豬’‘狗’之義,其說至為不根。無論阿其那、塞思黑,非滿文‘豬’‘狗’之音譯,且世宗亦無以豬、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陳寅恪并指出清末年夜臣文廷式以塞思黑之義為“提桶柄”之說當改為“腰子筐”,雖然他認為“提桶柄”之意也難解釋,而“寅恪偶檢《清文鑒·用具門》見有滿洲語‘腰子筐’一詞,若綴以系屬語尾‘衣’字(原注:如包衣之衣,滿洲語包為家,衣為的)則適與塞思黑之音合適。證以《東華錄》所載世宗斥‘塞思黑癡肥臃腫,弟兄輩戲笑輕賤’之語,豈其更名取象于形狀之陋劣,而‘提桶柄之說乃祭酒文廷式之語,傳者記憶有所未確耶?’”這里陳寅恪認為“塞思黑”應釋為“腰子筐”,音既類似,又與允禟‘癡肥臃腫”的抽像相類。因在滿語中“腰子筐”一詞寫作saisaha,音塞沙哈,借使倘使在語尾加“i”,就成了saisahai,音塞沙海,與塞思黑音很是類似,故陳寅恪有塞思黑釋為“腰子筐”之說。對此學術界也有分歧意見,例如20世紀90年月末王鐘翰作《再釋阿其那與塞思黑與滿族傳統文明》一文,對阿其那與塞思黑更名的幾種分歧字義、更名豬狗的忌諱等問題作了詳細的闡述和考證,他指出:“阿其那與塞思黑與滿語‘狗’和‘豬’的譯音, 包養網心得 概況上似乎并無任何聯系,但無論若何,他們二人更名都有被蔑視、輕賤之意,則是完整可以確定的”。看來,無論陳寅恪還是其他學者,盡管在具體闡釋上有不合但都認為阿其那與塞思黑之名有被蔑視和輕賤的涵義,是以雍正才會把這些稱呼“賜給”要欺侮的兄弟。名字與稱謂就這樣與宮廷秘聞和統治者內部復雜關系聯系起來,成為懂得統治者內部牴觸的絕妙視角。

 

總之, 包養合約 陳寅恪在為姚薇元著作所寫序文中說起這些內容,不僅在于以此表現對姚薇元研討的確定,更是為后人的繼續研討指明一條可行的途徑。故雖然只是一篇短小的序文,內容卻極為豐富,正可謂“以小見年夜”“窺一斑而見全豹”的典范之作。

 

 

責任編輯:近復